郑忠撰文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条约口岸城市”，条约口岸城市开埠较早，吸收西方文化趋先，对外商业贸易频繁，因而很快走上了城市近代化的道路。而后发展的非条约口岸城市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成长过程。清朝末年，当中国遭受严重的外来侵略，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地方民族企业家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命运，积极投资办厂，走上了一条“实业救国”的创业之路。殊不知，这却成为不少地区以工业化为起点，寻求振兴与发展的新契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在工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成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业成长起来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城市研究者、建设者们深入思考：第一，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政权是该国工业发展、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第二，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第三，中国城市发展需要特别发挥有影响力的城市企业家的改革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