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是江苏近30年来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背景。当前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存在一些障碍。
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江苏率先实现了农转工、内转外、一转多的历史性跨越。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分配结构的深刻变化,江苏开始进入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是江苏近30年来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背景。这一阶段,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具体表现为:
1、增长方式较为粗放。投资拉动虽能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终将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引起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量之比)上升。据测算,“八五”以前江苏的ICOR在大部分年份为2以下,“九五”、“十五”时期分别上升到3.66和3.34。换言之,江苏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3亿元以上,而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则仅需1—2亿元。江苏正进入一个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发展时期,同时也进入了一个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断强化的发展时期。
2、产业层次总体偏低。制造业中传统工业比重偏高,约占工业总量的80%左右,且基本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庞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61.6%,加工贸易增值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贸易主体80%为外资企业。服务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全球60%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44%的平均值,从业人员比重35.4%,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快,生产性服务业仅占31.5%,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产业雷同现象比较突出,全省产业同构比例超过90%,产业之间关联度不高,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整合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集团。
3、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现阶段江苏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49%,而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科技进步贡献率均在70%以上。我省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为65%,美国、日本、韩国等自主技术在70%以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全省只有30%的大中型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平均每家年申请专利1.71件,其中发明专利0.48件,分别只有广东的44.5%和23%,而深圳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经费、专利申请“四个90%”和高端产业产值占比、高新产品出口占比、自主研发产品占比“三个50%”都在企业。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约为1∶0.27,远远低于日韩1∶8的比例。企业高层次人才占比偏低,全省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日本的8%、韩国的19%。
4、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加大。江苏积累消费比达到1.18∶1,过度积累挤压了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导致消费不振,增长动力匮乏;外贸依存度高达102%,过于倚重外资和加工贸易,容易受到外资流向、国际产业调整以及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今年以来,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经济增长趋缓,出口增幅回落,企业成本上升效益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重大影响。
此外,还存在着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地区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挑战和总体要求
当前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由90年代初的加工贸易发展到前些年制造环节,目前又转向了服务业领域,这与我省产业升级的阶段性要求相契合;二是全球生产要素转移由过去的资本、物质资源跨国跨区域输出转入技术、管理等知识的跨国跨区域输出,这与我省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相契合;三是自主创新的关键要素是技术和人才,这与江苏科教、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相契合;四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规划的实施,苏南及沿江、沿海整体上进入国家战略层面,这与我省生产力布局尤其是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域相契合;五是江苏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正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之源,这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取向相契合。
目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存在一些障碍:一是思想观念滞后。突出表现在对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认识不足,习惯于抓增长、重增速的传统发展套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宽,新上工业项目的热情很高,招商选资、招才引智的创新举措难以落实。二是发展阶段制约。我省现在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追求发展的好与快处在一种两难选择,实现好与快的统一面临硬性约束,如何在保持合理发展速度的前提下,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对江苏发展的严峻考验。三是创新人才缺乏。表现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随着科技进步的强烈呼唤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科技管理人才队伍和劳动力整体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仍在加剧。四是体制机制障碍。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广东、浙江比仍有明显差距,强势政府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激励约束的机制、政策法规的手段需要持续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和条件亟待不断优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的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宏观调控为重要契机,以结构调整为关键环节,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以节能减排为倒逼机制,以创新政策为有力保障,着力推动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产业结构从一般加工为主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江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实现由量到质、由低到高、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着重把握好以下几条:
1、顺应目标转型,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正确处理好增量优化与存量调整的关系,坚持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布局和结构的统一,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到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2、顺应路径转型,从依靠投入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尽快摆脱依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更多依靠智力资源、科技进步、集约发展和节能减排,充分挖掘江苏科教人才和对外开放的优势,集成整合科技人才资源,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潜在的科技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更多的“江苏制造”成为“江苏创造”。
3、顺应结构转型,从加工制造业率先转向现代服务业优先。依托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发展。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延长扩张产业链,从增加产能转向加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提高产业竞争力。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加速发展现代金融、物流、商务、科技服务。
4、顺应动力转型,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重点。在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的同时,更加关注内需市场,研究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着力增强消费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5、顺应外向转型,从让利性开放转向互利性开放。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由扩大出口、引进外资为主的“让利性”开放,尽快转向更深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互利性”开放,从过于重视“引进来”转变为把更高水平“引进来”和更大步伐“走出去”紧密结合,从布局过于分散的开发园区各自为战转变为资源整合、功能叠加、优势互补,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
6、顺应岗位转型,从扩大就业转向积极创业。发展大工业和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趋下降,世界经济正从“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型。作为人力资源大省要主动顺应这一趋势,积极应对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矛盾,更多地培养“三创”人才,通过市场引导创业,鼓励民众“自造饭碗”,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益,尤其要大力倡导和支持科技创业。
江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策建议
(一)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着力建设科技创新高地。深入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支撑,确立开放的创新思路,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研发为重点,以产学研结合为关键,以公共服务平台和载体建设为支撑,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抓手,促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
(二)坚持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途径,加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按照调高调优调轻的要求,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向现代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实现制造业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提升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三)坚持把扩大消费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动力,加强经济增长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这对我省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增速相对较低。2007年最终消费率比全国平均低8.2个百分点,我省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也不相称。必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要积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大力开拓市场增加居民即期消费。
(四)坚持把环保和节约优先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措,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总量控制和容量管理,优化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市场化投入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五)坚持把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工程,努力打造人才首选之地。区域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竞争。江苏人才数量不少,但在新兴产业中的人才以及高端领军人才明显不足,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集聚效应偏低。从目前全国人才流向看,流向上海的占34.5%,北京为31%,广东为21.5%,江苏只有5.5%。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创造最佳用人环境,努力放大对人才的“磁吸效应”。
(六)坚持把完善政策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政策措施的引导推动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注重规划引导,更要加强政策调控。本着为科学发展者“釜底加薪”,给不科学发展者“釜底抽薪”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财税、物价、产业、投资和土地等政策,让转得早的早得益,转得快的多得益。
(七)坚持把制度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条件,不断增强科学发展与和谐建设的能力。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是特定体制机制下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旧的发展体制不突破,集约型发展方式就建立不起来。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省级以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动社会体制创新。要强化评价考核导向。建立和完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突出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和可持续发展5个方面内容,充分发挥评价考核指标的导向、激励、倒逼和约束作用。
(作者王由礼为江苏省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