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较高水平的“引进来”，江苏“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江苏要更大步伐“走出去”，关键要在“转”字上下功夫、做文章。
观念转变
江苏更大步伐“走出去”，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来一个更为深刻的变革，实现与国际先进理念的全面接轨。
在创业观上，要由“守土恋家”转变为“四海为家”。江苏“走出去”要有大的突破，就要善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扬弃，勇于摒弃与现代开放型经济不相适应的陈旧观念与落后意识，以更强的闯荡精神和更大的开拓魄力，从求稳走向求变，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观望走向进取，从守业走向创业。企业作为“走出去”的主体，迈出家门，跨出国门，在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博弈，风险总是存在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若守土恋家，小成即满，从长远看，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风险和困难。
在财富观上，要由“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转变为“不求所在、但求所得”。追求“所在”的重心在引进各种资源来发展自己，而追求“所得”则进入了“走出去”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更高境界。加快“走出去”步伐，在财富观念上，就要既重视GDP，更看重GNP。两者虽只一个字母之差，但侧重点不一样，前者着重国内产出，后者着重国民收入。GDP虽也有开放因素，强调的是“引进来”，而GNP则强调更加宏观的开放视野，更强调“走出去”。各级政府应大力鼓励各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让江苏的优势“走出去”，把江苏的强项“打出去”，引导更多企业走出江苏、走向境外，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发展壮大，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合作观上，要由“对我有利、为我所用”转变为“有无相通、互利共赢”，及时调整外向发展战略，树立新型对外经济合作理念。既要把目光盯住国内市场，又要更多地把目光瞄准国际市场，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展经贸关系，加强互利合作和共赢开发。
在开放观上，要由单一“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并重。作为对外开放工作的两个方面，“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走出去”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从资本流向上看，“引进来”与“走出去”恰好相反；但从相互作用机理上看，吸收外资能够诱发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又能推动吸收外资，从而共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可见，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
优势转化
以更大步伐“走出去”的当务之急，是要善于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既有优势转化为“走出去”的新优势。
把对外贸易的出口优势转化为对外投资的新优势。江苏是外贸大省，进出口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二，2007年达3496.7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达2073.3亿美元。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从最初的产品出口到逐步扩大海外投资，再到比较复杂的国际化经营，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渐进的、阶段性特征明显的客观过程。顺应这一规律，必须依托我省外贸优势，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与市场一体化的竞争，推动更多的江苏企业“走出去”，大胆开展跨国经营，在外贸营销国兴办制造和贸易企业，拓展经贸“本土化”，以“出国出口”来发展外贸经营，占领当地市场，进而形成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原产地生产及避税等方面的优势。
把开发区的综合优势转化为加快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新优势。江苏开发区兴办早、发展快、规模大，建设水平全国领先。2007年全省国家级和省级125家开发区共完成进出口总额2533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72.5%。当前，我国正把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作为“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这一形式，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商务环境，特别是为中小型企业开展境外制造和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要充分利用我省开发区建设的成熟经验和运作人才，认真分析当今全球市场格局，积极选择国际市场辐射范围广、要素价格质量符合要求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园。
把国际联络和人脉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到2007年底，江苏已与世界五大洲41个国家缔结友好城市189对，与176个国外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友好城市总数居全国第一。同时，有超过7万家外资企业，世界500强有300多家在江苏投资。广泛的国际联络，丰富的人脉资源，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是江苏“走出去”赖以充分运用的客观优势。要依靠江苏在海外较高的知名度，发挥国际联络和人脉资源优势，推动“走出去”步伐日益加快。
产业转型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业转移正呈现出新的特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抢占产业链技术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知识经济日益成为内在驱动力。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一国或地区产业形态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立足江苏省情实际，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引导成熟产业与过剩产能到境外寻求发展空间，可以从整体上带动我省产业升级换代。
变资源环境压力为“走出去”的动力。江苏人口密度全国最高，人均资源全国最少，环境容量全国最小。解除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更大步伐“走出去”具有突出的现实紧迫性。有远见的企业家必须正视江苏的省情实际，顺应资源环境压力所形成的倒逼机制，通过产业转移或资源来源国际化等措施，实施跨国经营，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转化为“走出去”的动力。
变经济发展实力为“走出去”的爆发力。根据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NOI(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之差)，与人均GDP、要素禀赋和市场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总体上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大量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NOI为负值，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NOI虽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明显增强，NOI转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趋势。对照这一理论，我省已进入第三阶段的后期，长期积累的地区经济实力和企业实力，正在转化为对外投资的爆发力，对外直接投资已具备加速发展的条件，加上我省的要素禀赋和市场结构特征，我省企业“走出去”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变就地调整为更大空间范围内的调整。长期以来，江苏产业结构调整往往局限于在原来的区域范围内打圈圈，从而局限了企业的发展空间，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大打折扣。按照美国著名战略学家麦克·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企业的各项活动包括公司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四项支持性活动，以及运入后勤、生产操作、运出后勤、营销和服务五项基础性活动，这九项活动的网状结构便构成了价值链。价值链可以进行分解与整合，每个企业的价值链无须在空间上集于一处，完全可以在全球寻求相对优势作为落脚点。这一理论提醒企业要跳出就地调整的思路，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战略性调整，把经营活动中产生核心能力的战略环节严格控制在公司内部，而将一些非战略性活动外包出去或在国外建立基地，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动因转向
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利益驱动是企业“走出去”的内因。每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走出去”也要因企制宜。总的来看，企业“走出去”无外乎四个方面的动因。
资源动因。资源约束不仅直接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我省的可持续发展，日益趋紧的资源现状必然导致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到境外开发利用资源。这实质上，体现的是企业控制资源就是控制上游产业的一种战略思维。
技术动因。世界级大公司在关键技术上都十分敏感，一般企业很难在国内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掌握核心技术，就要“走出去”，通过在发达国家购并高新技术企业或设立研发机构等，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技术集聚地所产生的外溢效应。
成本动因。外销型企业在产品市场地设立生产基地，可以贴近客户，减少运输和服务费用，通过利用当地廉价劳力和资源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市场动因。企业境外投资是开拓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最直接、最本源的理念。我省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外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
角色转换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已成为政府与企业联合力量的竞争。多国联合研究组织“里斯本小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公司与国家之间，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利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是今天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发展内容。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建立新型政企关系，形成政府与企业的强大合力，对于“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由重监管转为重服务。随着“走出去”战略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内的深入实施，随着民营企业日益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政府职能应尽快转到主要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上来。要加快建立对外经济合作的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弱化政府在企业“走出去”中的行政审批职能，强化政府在信息服务上的作用，尽快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
变国家政策机遇为江苏现实发展机遇。作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国家相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机遇期，政府有关部门还将制定更多的政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到国外投资建厂。江苏是外向型经济大省，对于国家最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要努力吃透、用足，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把国家政策机遇切实转换为江苏现实的发展机遇。
把分散的政策扶持整合为系统的政策支撑体系。目前，我省“走出去”管理多头、职责不清、程序繁琐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走出去”的步伐。顺应大部制的政府改革取向，江苏应抓住机遇大力度整合、协调、开拓相关政策资源，在出台扶持配套措施、构建政府双边机制、搭建境外投资载体、构筑国际人才团队等方面，率先探索出一套支撑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
(作者范朝礼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