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不同。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

　　建国初，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农民又将土地入股合作社；接着成立人民公社，土地从农民一家一户所有变成了集体所有。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初，一是农民在土地方面给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二是农民在提供农产品方面对工业化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农民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一是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从农村征用了１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地按每亩１０万元计算，高达１０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到农民手中的，不到７０００亿。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价格便宜的农民工。从改革开放算起到２００６年，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１０％左右，２００６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２１００１元；而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则只有３％，２００６年平均工资不到１万元。目前，有１．５亿农民工在外务工，仅２００６年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较，即使考虑城市职工人力资本价值较高的因素，也为经济发展节省了１万亿元工资成本。三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金融体系将县乡区域农村的储蓄抽往城市和工业，总规模至少也在５万亿元。

　　简单相加一下，不计革命时期农民的无价贡献，不计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计算过去农民为国家交的税费，按现价折算，仅仅以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３０万亿！

　　实际上，农民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是农民有恩于国家，有恩于中华民族，更有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应当感谢的是农民。我们应当记住农民，常怀感恩，在思考战略、确定体制、制定政策时，对得起农民。中央对农村“少取、多予和放活”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这种意向。关键是要将其具体化，并且由法律法规，以及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的工作去落实。

　　首先，对农村和农民少取。一是在取消两税后，要清理农村的各种收费，二是改革乡镇政权和事业体制，减轻农民供养吃皇粮机构的负担，节省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农村公益性事业由财政负责，不再向农民收费；服务性事业农民愿意购买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不得强制向农民收费。

　　其次，对农村和农民多予。一是改革土地产权制度，从政策上给农民多予。我认为，给农民以土地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最大的多予。二是财政要向农村教育、卫生、低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治安、交通等等倾斜，增加投入，特别要加大对转移剩余农民技能培训、生态移民、小集镇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使农村也能享受一定的公共服务。当然，考虑城市化进程，农村分散居住要逐步集中，人口逐步地要城市化，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也要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

　　再次，对农村和农民放活。一是要改革和清理各种限制性的体制和规定，鼓励农民创业。二是放宽金融方面的管制，使农民创业有融资体系的支持。三是要放活土地政策，使农民能获得财产性的收入。等等。

　　总之，不能再继续走对不起农民的发展道路，不能不改对不起农民的体制，不能再制定对不起农民的政策，也不能继续实行那些对不起农民的政策了。

（作者周天勇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