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遇大事，人的本质立刻显形。

　　2005年7月27日，李文明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生命倒计时，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遇到这事，准确地说，是隐约感觉妻子祁桂平在刻意隐瞒病情后，宿迁市反贪局侦查一处负责人李文明，半夜里开始说胡话了。

　　“以前，深更半夜查案子回来，累得歪歪斜斜，一沾床框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连个呼噜都没空打。”祁桂平最了解丈夫。

　　8月以后，文明在夜里开始乱喊，一会喊“张局长，我把材料放桌子上了。张局长，查到了没有？”张局长就是宿迁市反贪局原局长张卫平（现宿迁市法院纪检组长），和他一起共事8年的“老哥们”。

　　还喊“小尹啊”。小尹是他办公室的同事尹维达。小尹平时最服“李头”，但也最怕他，不为别的——他要求太高了。

　　平日里，单位同事都喜欢李文明，他乐呵呵，又憨，礼拜天不加班就喊同事到家里打牌。可查起案子，连驾驶员都怕跟他出差，“苦。连轴转，不休息。”

　　工作起来的他，张卫平说得最形象：“像个陀螺，高速运转的陀螺，查起案子，停不下来。”

　　听他乱喊，祁桂平就起身给他擦汗，像哄孩子一样哄他睡觉。然后，李文明不喊了，睡着了。祁桂平斜靠在床头，却想听到他喊她和儿子的名字，等啊等，可是，一次都没等到。

　　祁桂平抹了把眼泪，叹了口气，“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太了解他了——什么事都能放下，就是工作的事放不下。”

　　（二）

　　李文明办过的大案子不少。就在2005年3月，他接到宿迁市海事局原局长臧某受贿案。这是宿迁建市以来影响最大、最难办的处级干部贪污受贿案之一。没想到，它成了李文明的绝唱。

　　接案时，李文明的病情还没发现，只是感到背疼睡不着觉。忍着疼，没日没夜地查账。9年的账，账据和资料堆满了3间房。三个多月，李文明早晨7点准时进房间，把自己关进去查，不到晚上12点，不会出来。

　　终于完成了30多页的初查报告，详尽分析案件的每一笔可疑的账务，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和侦查方向，为案子的成功办结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和法律依据。

　　直到2005年7月27日。那天热得出奇，取证回来后他大汗淋漓，后背剧烈疼痛，被同事送到医院。

　　晴天霹雳。陀螺倒下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海事局一案也因故暂缓侦查。

　　2006年2月，宿迁市检察院重新启动了该案的侦查，而此时，李文明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很快，4月，他的左眼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由于案件前期的初查是李文明做的，承办人员带着大本卷宗到他家询问。他不能坐也不能站，只得躺着讲给大家听，讲完再问案件进展，帮着分析和确定侦查方向。

　　妻子说，他的枕头底下一直放着材料。有一次换床单，没塞进枕头下，他到处找。找到了，他才睡着。

　　癌细胞继续扩散到骨头里，李文明开始回沭阳老家休养。6月，要查一个数据，必须将李文明从沭阳请到宿迁帮助对账。宿迁到沭阳，往返50多公里，一路颠簸，李文明经历了生死般的痛苦。下午3点出发，到宿迁，忙到晚上将近12点，又连夜颠簸着送回老家。

　　他不能坐，只能趴在车座位上，祁桂平抓着他的手，只要一颠，他眉头就一紧，后来，即使不颠，他的眉头也没再松开。祁桂平始终没问丈夫疼不疼，她不想问，似乎不问，丈夫就不疼，如果问了，她的心会更疼。祁桂平更想伸手把他的眉头抚平，可想想，还是没有。

　　2006年7月，李文明的生命走到了最后阶段。8月19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天，市检察院领导和同事去看他，告诉他，臧某案件已经开过庭了。文明终于哭了，大声地哭了。

　　生病以来，文明化疗7次。每一次疼的时候，都不吭声，就是咬嘴唇，豆大汗珠，也不哼一声，更别说流泪。

　　而这个时候，他终于哭了，眼泪淌到枕头上。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冲张局长抱了抱拳，紧紧闭上了眼睛。张局长知道，文明的意思是：“可以瞑目了。”

　　骨瘦如柴，原先150多斤的人，最后连90斤都没了。“大腿都没有我胳膊粗啊！”祁桂平一说，就哭。今年52岁的她，头发已经半白了，而文明生病前，她乌发满头。

　　（三）

　　2006年8月20日，李文明“走”的时候，有一个不是职务的“职务”：宿迁市反贪局侦查一处负责人。

　　说起来，这也算他生命中遇到的另一件大事：2002年，宿迁市检察院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要文化考试，他在办案子，没时间复习，考试没过关，失去竞岗机会，起诉处副处长的职务没了，被调到反贪局，从副处长变成了一名普通干警。

　　祁桂平回忆，“那天晚上，文明回到家，表面上平静，没说啥，可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但是第二天，他就跟没事人似的，一早就去上班了。”

　　祁桂平跟文明说“心里堵”，他却说：“干嘛好高骛远？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一个农村孩子，不是到部队，也提不了干，进不了机关。别的资本没有，唯一的资本也就是努力工作吧。”

　　“他想得通，可我有意见。”祁桂平忍不住要给市长写信评理。文明一看急了，把纸笔一把夺过去。他的话，从来都不多，当时也只说了一句：“工作不是为做官，做官是为了更好工作。”

　　他的几个同事，也有落选的，心里不痛快，到李文明家来坐一坐，文明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从不搅混水，谈的也都是怎么干好份内的事。

　　后来，院领导让他担任侦查一处负责人。这一“负责”就是3年多。担负“处长”的责任，承受“处长”的压力，却没有“处长”的名分，没有“处长”的待遇。

　　张卫平说，共事8年，文明只为自己的事找过他一次。他没了职务之后，院里将他每月100元手机费停了，他来问过我。我也找院领导争取了一次，因为他作为负责人，一查案子，手机费就没个底。可是，院里按规定没同意。

　　张卫平把结果告诉文明。文明只说了一个字：“好”，就又去查案子了。张卫平说：“我看他的背影，觉得内疚，他倒像个没事人，此后，再也没跟我提过这事。”

　　有影响的反贪案件，一人一年办两件就不算少了，可他那一年就办了4件在全市有影响的大案。

　　1987年从部队转业到沭阳县人民检察院，1997年调到宿迁市人民检察院。19年里，李文明办理案件1000余件，办案数量年年是全院第一，无一超期、无一退查、无一漏错，无一徇私舞弊，无一群众投诉，件件都是“铁案”。

　　妻子说：“每年年终拿到奖状，他就叹气，‘都说了的，要给年轻人’。”19年里，20多次立功受奖，奖状他都放在一边。但谁若夸他“每个案子都铁”，他最开心，笑得比孩子都天真。

　　（四）

　　李文明身体一直不好，几年来陆续治病欠下了20多万元债务。

　　祁桂平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每月工资只有400多元，今年刚调整工资，也才900元。妻子也会抱怨：“就不能找人说说，给换个工作？”李文明总说：“欠了人情，人家找我，我遇事开不开口子？”

　　谁的情面也不能留。一次，文明负责审查批捕一件盗窃案，行为人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的独子。亲戚找上门来：“从轻处理？”塞过来一个厚信封。文明脸铁青：“送客。”作出逮捕决定后，亲戚逢人就讲“六亲不认，不信他没有求人的时候！”文明也倔，说“不求人”。

　　李文明临终前提了三个心愿：穿检察制服、盖党旗、骨灰埋葬在沭阳烈士陵园附近。其他的要求，一概没提，也不许家属提。

　　生命最后阶段，桂平想让儿子进检察院。文明说，“不许找人。公务员要考试，咱儿子现在没资格进，要进，让他凭本事考。”

　　[人活在世，总会面对各种欲望。合理正当的欲望，是“向上的车轮”，而若一味为私欲所累，人就不免痛苦慌张，迷失方向，更有甚者会失去定力，滑向平庸乃至坠入深渊。

　　私欲上来了，想想李文明。他，一个普通人，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城市里，埋头静心纯粹地做他热爱的事，尽管生命短暂，却如空谷幽兰，暗香悠长。] 　——记者手记

　　　　　　　　　　　　　　　　　　　　　（沈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