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涉及的是民众的消费行为，但在以往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几乎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消费逻辑可能是全然不同的。因此，在新一轮促进内需的政策出台之际，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促进内需扩大的时候，必须将社会结构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

　　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注意到不同阶层的不同消费能力和消费模式，以及在扩大需求上各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来看通常所说的富人。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系数要低于穷人，因为其有限的需求与巨额的收入相比往往不成比例。而且，一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越是集中，贫富差距越大，富人的消费系数就可能越低。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富人的需求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是导致内需疲软的一个直接因素。说富人的需求相对饱和，意思是基本需求的消费处于饱和状态，但非基本需求的消费却是弹性的，不可能真正达到饱和。因此，谈到富人消费，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奢侈品的消费。近些年来各种媒体上对富人阶层奢侈性消费的抨击之声不绝于耳。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应当看到，奢侈品消费是社会中正当消费的一部分，而且奢侈品与必需品的界限是相对的，一件有点档次的服装很难说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有时，奢侈品的消费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最近高盛完成的一份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费能够真正利国利民。这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富裕阶层所消费的奢侈品，主要来自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并不大。第二，有关奢侈性消费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费本应起到的财富转移的作用无法发挥。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费不走向畸形，还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其次是中产阶层的消费。要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问题。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也生活压力沉重，甚至负债累累。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有人也许会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成员也往往是一辈子供一套房子。这是不错的。但要看到，我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比起国外的同类人群，工作和收入的稳定性更差，能享受的社会保障更不健全。而且在最近几年中，由于高等教育扩招的效应已经显现，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求职者数量成倍增加，白领职业中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一些地方不断传来白领阶层收入不增反降的消息。由于中产阶层的消费，有人总是强调文化和消费取向的因素，其实，根本的问题不在这里。在国外，中产阶层的含义之一是安居乐业。这也是其能够成为消费主体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中产阶层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是为启动这个阶层的内需所必要的。

　　当然扩大内需涉及的最广大的群体是一般民众，包括社会的下层。这部分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其收入和存款都并不多，即使是有限的存款，也主要是应急钱和保命钱。对于他们的储蓄，要特别谨慎，不能轻易采取赶储蓄出笼的措施。应当承认，我们过去的扩大内需的措施，往往对这部分人造成伤害。因为过去刺激内需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同时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保护其储蓄稳定其对于未来的预期。鉴于这方面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