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认知的常理中，一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资源越丰裕，一国的经济增长就越有保障。然而，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学中称之“资源的诅咒”。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正确的制度选择要比丰富的资源禀赋重要得多，即使在今天自然资源变得日益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放松制度创新，努力追求一种先进制度的安排。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自然资源和制度选择孰重孰轻？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先进的制度安排，更能保障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在人们认知的常理中，一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资源越丰裕，一国的经济增长就越有保障。早期的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也抱有异乎寻常的崇拜心理，因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支持一个农业社会——紧接着是工业化社会的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事实却往往与人们的直觉背向而驰。只要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就不难发现，众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十分缓慢的。从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次大战后的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同时期其它国家相比，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是落后的。相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20世纪的日本，以及二次大战后的NIE（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都取得了不俗的长期增长实绩。
1995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杰弗瑞·萨克斯发表了《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一文，以实证的方式检验了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检验的时间跨度是1970年到1989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为了进一步验证1989年以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本文作者曾经选取全球81个主要国家作为分析样本，采用计量的方法，作长达30年的数据检验，检验的结果仍然显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原因，如果两者之间有相关性，则是一种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经济学中的“资源的诅咒”仍然成立。
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显示，在一定条件下，资源对增长具有制约性，而且，如果对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作比较研究，也会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我们曾经对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近2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作过分析（数据样本选择从1985年到2003年），发现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反而是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地区，而一些资源丰裕度很高的省份，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反而较慢。如果以能源拥有量代表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话，在我们研究的29个样本中，近20年的数据检验和计量分析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自然资源相对贫瘠，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却处在全国的前列；而中西部地区等省份，虽然自然资源丰裕，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却相对缓慢。虽然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区位因素等，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地区间的长期经济增长与该地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数据检验和计量分析的结论支持两者关系是负相关的规律。
为什么资源丰裕的地区，从长期看（必须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反而较慢？如果作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用常理难以观察到的机理。
第一，丰富的自然资源常常导致资源性产业生产要素的过度集中，而要素转移效应会引发“荷兰病”。所谓“荷兰病”，是指荷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北海石油，资源配置重心转向油气开采，导致原本发达的制造业相对落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经济学家把这种因获得意外自然资源而经济发展反而较慢的现象称之为荷兰病。我们的研究显示，资源采掘业的增加投入会限制其他部门的投入水平，资本和劳动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使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它的相对衰落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不利影响。
第二，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能力提升，甚至排挤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科技能力是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准，有其存在和成长的特定环境，只有在现代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科技能力才能保持较高的水准。而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是以采掘业及相关的低级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科技人才难以实现自身价值，人力资本难以积累。
第三，资源型经济结构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制造业不发达，缺乏投资机会，加之城市化水平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环境恶劣，必然会形成资本外流，甚至出现资源丰富的地区的富裕人群将资金转移他地的情况。据报道，每年仅房地产购买一项，山西省外流资金就在100亿元以上。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丰裕的自然资源常常和落后的制度安排紧密相随，两者几乎有伴生的关系。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制度的腐败也极其严重。我国在许多资源集中地，体制上的落后和制度的缺失往往更为明显，更易造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阻碍。资源的生产最容易导致寻租活动和腐败现象的盛行，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常常遭到践踏和破坏。虽然世界上也能找到资源既丰富制度安排也合理的国家或地区的例证，但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的丰富性和制度选择的落后性两者的紧密相关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面前，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是有利的条件，而不是增长的要素，惟有劳动、资本和技术才能形成决定增长方向和速度的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些要素如何投入到经济发展中，以及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又和有什么样的制度选择有关。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正确的制度选择要比丰富的资源禀赋重要得多，即使在今天自然资源变得日益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放松制度创新，努力追求一种先进制度的安排。当前，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拥有自然资源，包括在国外开采和利用更多的自然资源，但也要防止不计代价、忽视其他，进入一种“资源拜物教”，用资源的矛盾掩盖其他矛盾。
江苏是经济大省、资源小省，应该加强对长期资源的供给保障，但从长期增长趋势看，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源小省并不可怕，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技术的落后和制度演化的停滞。有了好的制度安排，更容易促进科技创新，用新的资源代替旧的资源，更有助于实现节约资源——解决资源问题的最佳出路。国内外长期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只有真正的科技创新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
（作者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