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甚至是很不景气的状态。随着近三十年来时代的进步，观念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情绪化的东西逐步为理性和实事求是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档案、回忆录、私人笔记和日记的涌现，以及国外学术界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经历了从“险学”到“显学”的戏剧性变化。这为大陆民国史研究带来了机遇，当然也伴随着挑战。

　　南京曾经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似乎对民国史的研究承担着更为直接的责任。以张宪文先生为首的民国史研究的一批学者，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为全国学术界也为民国史学的爱好者贡献出来这一洋洋洒洒达156万余字的鸿篇巨制四卷本的《中华民国史》。粗略读来，这一民国史领域的扛鼎之作，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视野宏阔，持论公允。民国史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更在于长期的阻隔，造成的话语体系上沟通的困难，地域上的限制形成的资源共享的不易。《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本土的研究机构及其成果，更看到了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当然还有理念。有了这样宏观的视野，对我们的数载艰苦抗战，我们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就有了清醒的理性的解读，这应该是我们摆脱夜郎自大的一大收获。说持论公允，比如，我们讲抗日战争，不再是仅仅争论你高我低，而是分出阶段，根据史料，解读当时的情景，细述历史的局限。

　　理性客观、以史代论、要言不烦，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民国时期的蒙古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史料众多，歧见纷纭，还有开罗会议的详情，雅尔塔密约的内幕，我们过去对这些敏感的重大历史的沿革讳莫如深，但是《中华民国史》本着理性客观的精神，不惮烦难，在要言不烦的叙事中，不仅清晰地勾勒出复杂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而且把各种意见都兼顾包容，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勇气，也是一种驾驭复杂史料的功夫。

　　框架合理，会使诸多史料灵动活跃起来，否则就是史料的堆砌，云山雾罩，让人不明就里。《中华民国史》一改过去许多历史著作重政治轻经济重军事轻社会的倾向，力求还原一个当时比较完整的社会全貌。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宣传部）